新时代，“双碳”战略正在催生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2023年，我国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新增装机量、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热泵产量都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新的绿色低碳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展望未来，以高效和清洁为方向的能源转型快速推进，以煤、油等传统能源为主的用能形态会发生颠覆性变革，终端用能电气化、电源结构去碳化进程加快，各领域各行业能源效率持续提升，将催生大量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对未来的技术工艺、产业形态、工作规划方向、投资领域等产生广泛深远影响。整体看来，“双碳”战略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能源动力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催生新质生产力。能源是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纵观人类历史上几次重大产业革命，大都源于能源技术革命，如蒸汽机、电力发明应用等。“双碳”战略引领下，在能源供应端，煤电比重下降，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等非化石能源“零碳”绿色电力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电力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颠覆性变革，并带动新型电网、储能调峰等领域的新技术发展。在能源消费端，终端用能电气化不断深化，催生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如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熔融还原、氢能冶炼替代传统炼钢，民用热泵替代燃煤燃气采暖，高温工业蒸汽热泵替代燃煤燃气工业锅炉等，并将撬动零碳造纸、零碳纺织、零碳酒业等下游产业变革。

　　二是节能降本增效需求牵引技术迭代催生新质生产力。提高能效、减少相关成本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永恒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为核心标志，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是衡量绿色生产力的一项关键指标。一方面，节能技术创新能够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我国绿色照明产业经历了从白炽灯到节能灯再到LED灯的升级进程，并逐步使用低色温照明等更先进的技术，每一次升级的重要内在动力都是提升能效、减少相关成本；中国钢铁、化工、有色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不断下降，根本原因是节能降本需求带动了余热余能利用、裂解催化、转炉等技术创新迭代升级。另一方面，节能技术创新能够推动新兴起的产业发展。如降低电动汽车“百公里电耗”、降低晶硅生产电耗、提高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等驱动因素，促进了电动车、光伏、大数据等行业加速绿色转型发展。

　　三是跨领域跨行业能源供需综合系统智慧化催生新质生产力。随着能源转型快速推进，一些跨领域跨行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例如，在能源供应、消费、韧性调节等方面，涌现出车网互动、光储直柔、源网荷储、虚拟电厂、智慧交通、智慧供热、智慧园区、智慧城市等综合性业态。这些新业态适应能源系统分散化、主体扁平化、供需互动智慧化的趋势，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规模消纳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路径，也成为推动工业、建筑、交通、城乡融合等领域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四是负碳技术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在最大限度通过利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提高能效水平来降低碳排放的同时，还需要仔细考虑“碳吸收”“碳利用”等负碳技术，抵消“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例如，发展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技术，开发二氧化碳驱油、生物转化、矿化固定、制备化工产品等；发展生态碳汇相关新技术，开发林业碳汇、农业碳汇、海洋碳汇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发展将带来新的产业形态，从而形成更加绿色低碳的生产力。

　　在“双碳”战略的驱动下，绿色生产力还能更加进一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实现新材料、关键元器件等的新突破。初步估算，到2060年，能源供应端将形成一个超过百万亿元规模的巨大投资市场；在能源消费端，各领域各行业绿色投资需求规模将高达数百万亿元。未来三四十年间，“双碳”战略将催生一个庞大的绿色投资市场，成为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绿色转型的强劲动能。

　　鉴于此，必须充分的发挥“双碳”战略的引领作用，培育好“绿色引擎”，推进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一方面，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开展节能降碳、清洁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并且开展绿色低碳先进的技术示范，加快经济适用节能降碳技术推广，以绿色消费需求牵引绿色技术供给。另一方面，持续完善发展绿色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完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有关政策，深化科技、人才等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聚焦民生的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打破利益藩篱，让维护社会正义的机制更完善，持续性地疏浚社会成员上升发展流动渠道，确保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线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